“中南海舞会”奇观 没人敢请江青跳舞

江青在春耦斋舞场留给人的印象，也是相当深的。她的气质中，如同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氤氲，能让人很快就有觉得。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在中南海春耦斋舞场，江青和毛泽东，简直没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样，相偕而来过。少数状况下，她来得要早一些，但有时也会到得晚一点。

假设她和毛泽东同时出如今舞场上，毛泽东会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当年的女性中，应该说是属于高个子了，所以和毛泽东跳舞是满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泽东跳得很少。有人说这是由于江青青睐跳那种舞蹈性强的，像伦巴、探戈一类的舞。跟毛泽东，就难以发扬她的舞技。

中南海内部电影的观看

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

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

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

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

毛泽东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

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 、《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 《基督山复仇记》等。

此外，毛主席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

不过平时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

后来随着毛主席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

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 ”。

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周恩来周恩来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

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

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

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 ，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

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

赵丹的人物轶事

赵丹比周恩来小约20岁。

他从小酷爱戏剧。

少年时期，他受田汉“南国社”及“摩登社”很大影响和启发。

1936到1937年间，赵丹先后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这两部优秀影片，被公认为是中国3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在世界电影史上也享有盛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丹立即参加了公演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并投身于“抗日救亡演剧三队”。

年青的赵丹把不满周岁的爱女托付给外婆照顾，结队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来到武汉，沿途巡回演出抗战戏剧，唤起民众。

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他们认识了，一见如故。

赵丹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全力以赴投入义演献金活动。

从此周恩来常对人们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常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抗敌救亡演剧队在周恩来、阳翰笙的领导下，辗转来到重庆。

赵丹在重庆公演《全民总动员》、《上海屋檐下》、《阿Q正传》等话剧，周恩来经常去观看赵丹的演出。

1939年秋，满腔热情的赵丹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10人结队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

当时新疆由盛世才统治。

盛世才宣布“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了一些人。

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盛世才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听说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周恩来连忙派阳翰笙、冯乃超等赶紧去把赵丹接回来。

冯乃超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可惜没有来得及追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赵丹等人遭反动军阀盛世才迫害，于1940年5月被捕，入“迪化监狱”关押四年之久，形势万分险恶。

周恩来和阳翰笙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出狱。

赵丹等人九死一生从新疆回到重庆，周恩来又设宴给他们压惊。

1945年春，赵丹回重庆后重返舞台，导演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受到热烈欢迎。

抗战胜利，赵丹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解放前夕，根据阳翰笙同志等地下工作者的策划，赵丹开始在昆仑电影公司主演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解放初期方才完成并公映。

想不到，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都受到极不公正的严厉批判。

这以后，赵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电影——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保护和帮助了赵丹，当时，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周恩来指示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

从1954到1964年间，赵丹重上银幕，主演《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达到了他一生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

这一切，跟周恩来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喜欢跳交谊舞。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每年赵丹要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或者为电影事业出差，经常应邀参加周恩来举办的舞会。

有时周恩来为了让赵丹赵青父女俩在晚会上及时欢聚，还特地打电话通知，并且专派他的警卫员乘坐总理的小轿车来接父女俩。

周恩来经常选赵青为第一个舞伴，然后他就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赵丹、赵青父女俩翩翩起舞。

一次晚会上，周恩来把赵丹请到身边谈心。

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

我了解你。

”为这个，亲友们总是劝告赵丹：“管住你的嘴巴别走火！”但是心直口快的赵丹有时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们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

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它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1961年周恩来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说，脱下了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桂冠。

这是赵丹最高兴的时刻。

1962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电影讨论会上，为了一个艺术问题，赵丹竟然跟周恩来公开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相让。

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两种观点可以同时并存。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你赵丹完全可以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坚持你自己的看法。

这是正常的。

这是你作为艺术家的权利嘛！”周恩来总理还喜欢请赵丹一起吃饭，他甚至给赵丹起了一个外号，因为赵丹胃口特别好，吃到最后总是把满桌子的残汤剩菜一扫而光，所以周恩来开玩笑叫他“赵光腚”！有一年中秋节，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赵丹到中南海西华厅他自己的家里，共桌吃螃蟹。

持螯对菊，赏心悦目。

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月白风清之夜，赵丹竟然敢说：“总理呀，你知道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说得周恩来哈哈大笑：“好！我最欣赏阿丹这豪放不羁的个性！”岂不知后来赵丹就为这“豪放不羁的个性”被江青一伙迫害得死去活来。

白杨回忆道：“阿丹为人奔放、洒脱。

性格坦率、爱诙谐。

出言机智幽默，有时令人捧腹不已，给人以感染、以欢乐；有时又语多痛快淋漓，往往一针见血，赤诚相见……”因此，周恩来觉得他在电影界最知心的老朋友之一就是赵丹。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一直到“文革”前夕），他们俩每年都要见面好几次，谈话推心置腹，真是莫逆之交。

粉碎“四人帮”以后，赵丹并没有立刻得到“彻底平反”。

相反地，上海市有关部门中仍然有“四人帮”的残余分子掌权，他们不让赵丹重登舞台、重上银幕。

1977底，赵丹专案组才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给赵丹做的政治“结论”，仍然带着一个“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尾巴。

赵丹坚决保留自己的“不服”意见，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

1977年迎新晚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赵丹和白杨复出，首次露面朗诵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受到全场一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

由此，赵丹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在银幕上扮演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中复活、永生。

他还一心想自己导演、自己主演。

赵丹看到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剧本《八一风暴》，顿时心潮澎湃。

后来，赵丹约了几位朋友，从上海到江西南昌、九江，攀庐山、访安源；又转向武汉三镇、登黄鹤楼；然后南下广东，探询黄埔军校旧址……为了改编电影剧本《八一风暴》，他不辞劳苦，付出了多少心血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未予批准，《八一风暴》没有拍成。

然而，过了些时候，赵丹的老搭档张瑞芳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阿丹！我们推荐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来总理！这下子可让你过瘾了吧？”赵丹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的正式邀请书来了，郑重通知他在该片中扮演周恩来。

赵丹看了李准执笔的电影剧本，研究、推敲后，皱着眉头说：“这个本子，还是帮派味儿不轻！有些地方装腔作势……要好好修改！”但他反复考虑以后，又表示：“这毕竟是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啊！我要全心全意尽力而为，这是对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呀！”当时北影厂约定的导演是谢铁骊，主演是张瑞芳。

在影片筹备期间，也把赵丹邀请来了。

赵丹应邀住进招待所，对女儿赵青说：“向你请假一个月，别来打扰我！”他每天忙着仔细观摩周恩来生前的纪录片，认真研究文献资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琢磨周恩来的神态表情和心理活动。

为了使得下巴变成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丰满宽厚，特地请牙科医生在内腮充填了软塑料。

赵丹又把脸膛绷起来……经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和努力实践，拍出“试妆照”来，真跟周恩来一模一样！张瑞芳看了，兴奋得大叫大嚷：“周总理复活了！”但是，过了几个月，正式拍电影的时候，却把赵丹撤换了下来，赵丹对此勃然大怒，他跟黄宗英一起去找当时文化部的黄镇部长，询问：“北影厂给我发的是正式邀请书，为什么又翻脸不认呢？我赵丹到底有什么问题？究竟为什么不让我演周恩来？”部长说：“不就是一个戏吗，不让演就别演，以后再演嘛！”赵丹忍无可忍，立刻回嘴：“我说你不就是一个部长吗，别做了！以后再做吧……”后来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赵丹耳朵里，某位将军认为：“赵丹太有名了，如果让他演周恩来总理，观众只认得赵丹，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

”又听传说，某位官员认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周总理不合适。

”赵丹闻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不再争辩——白天变得沉默寡言，夜晚却一个人蒙在被子里痛哭……三年后，赵丹满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1980年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

妻子黄宗英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

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

赵丹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

可这次，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

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10月10日，赵丹去世。

赵丹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

赵丹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

赵丹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

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

”“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

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

赵丹在文中质问：“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

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赵丹还说，“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

我认为不要为好。

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

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 。

赵丹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最终还是没拍成。

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

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

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赵丹眼珠动了一下。

关于周恩来

周总理的故事 飞机遇险的时候 194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

同行的除了工作人员，还有叶挺的女儿小扬眉，她才11岁。

飞机飞得又快又稳。

透过云层，可以看到积雪的山峰层层叠叠，好像波涛汹涌的大海。

突然，飞机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机翼和螺旋桨上都结了冰，而且越结越厚。

不大一会儿，机身也蒙上了厚厚的冰甲。

飞机像冻僵了似的，沉甸甸地往下坠，还失去了平衡。

机翼掠过一座座山峰，眼看就要撞着山尖了，情况十分严重。

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一件往下扔，好减轻飞机的重量，还要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做好跳伞的准备。

大家正忙着，忽然听到小女孩的哭声。

周恩来同志立刻站起来，从摇摆不定的机舱一头，几步跨到小女孩面前。

原来小扬眉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包，她急得哭了。

周恩来同志马上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小扬眉背上，还亲切地鼓励她说：“孩子，不要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同困难和危险做斗争！” 大家看到周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把伞包让给了小扬眉，都要把自己的伞包让给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要管我！大家要沉着，不要慌张……” 就在这时候，飞机冲出了寒流的包围。

在阳光的照射下，冰甲开始融化了，整块整块的冰哗哗地往下掉。

飞机渐渐升高了，继续快速平稳地向前飞行。

“咱们脱险啦！”机舱里一片欢腾。

周总理的睡衣 邓妈妈七十多岁了。

她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睡衣。

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补丁了。

这一回，邓妈妈又穿上了线，右手捏着针略略抬起，左手在熟练地打结。

她是多么认真啊。

一位年轻的护士，双手捧着这件睡衣，望着补丁上又匀又细的针脚，眼睛湿润了。

在她们面前的小凳子上，摆着个针线包。

这个绣着红五星的针线包特别引人注目。

它是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妈妈随身带着的。

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北京来的呢？是从延安窑洞，从重庆红岩，还是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周恩来的故事 —— 三次付饭费 那是周恩来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的事 这天下午周总理就要离开杭州了。

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周总理就吩咐秘书说：“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

” 楼外楼菜馆的经理、厨师和服务员一听到周总理要来请客的消息，都非常兴奋。

服务员忙着把面临西湖的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经理和厨师忙着商量菜单。

11 时左右，周总理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地踱过西冷桥，漫步白堤，来到了楼外楼。

席间，他热情地与随行人员一一碰杯，感谢他们辛苦地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并向北京来的同志一一介绍杭州名菜：这是活杀活烧的西湖醋鱼，这是产自西湖的油爆大虾，这是叫化子鸡，都是北京人难得吃到的西湖佳肴。

当周总理看到服务员端上一盘盘他最喜爱的家乡菜时，一边举筷品尝，一边又向大家介绍说：“好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大家也来尝尝，这是绍兴霉干菜蒸肉，豆芽菜，霉千张，味道不错的嘛 ! ”吃得大家兴高采烈。

饭后，周总理叫秘书去结账。

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 ! ”周总理听了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啰！”店里 经理知道周总理的脾气，若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 10 元钱。

谁知周 总理又不肯，当即对旁边一位姓姜的服务员说：“这许多菜 10 元钱怎么够呢 ? 一定要按牌价收足。

”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收了 5 元钱。

不料，又被周 总理看到，生气地说：“谁请客吃饭谁付钱。

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 一样付钱嘛 ! ”楼外楼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 5 元钱。

这样共收了 20 元钱。

哪里晓得过了 1 个小时后，笕桥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总理临上飞机前留下 10 元钱，付中午的饭费。

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捧着这 30 元钱，都深深地为总理的这种廉洁奉公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家商量了一下，只有按总理的吩咐去做，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按照牌价单仔细算了一下，总共 19 元 5 角，和普通顾客一样结了账，并给周总理写了份详细报 告，附上清单和多余的 10 元 5 角，寄给北京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