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吏治并不清廉：萧何大收贿赂 丞相爱喝人乳

萧何主持修订《九章律》，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汉初吏治总体上的清明和廉洁。但汉初吏治的清明廉洁，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清廉，吏治中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格外重视而已。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从刘邦建立政权的那时候起，吏治的腐败就已经出现。如丞相张苍每天都要喝人乳。《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张苍“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从现存汉代历史文献来看，汉代吏治腐败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领域。

胡仁智《由简牍看汉代职务犯罪规定》(《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对简牍中所记载汉代官吏失职渎职、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等等情形有详细论述。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管理公共事务中侵吞、窃取、骗取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贪污行为是汉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田延年是霍光的亲信，他在大司农任内借征发民车运沙之机，贪污运费三千万(《汉书·田延年传》)，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田延年被迫自杀。汉元帝时，张辅做五官掾，“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后来张辅被捕下狱，得“百万奸臧”。

汉代虽然屡次打击行贿受贿的歪风，但收效甚微，贿风炽盛成为汉代吏治腐败中最突出的方面。汉初丞相萧何在历史上赢得了以廉治国的名声，但就是这样一个“廉吏”，也大量收受商贾的贿赂。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躲避刘邦的猜疑，听从门客的话，“多买田地……以自污”，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其所作所为最终导致一次集体骚乱。陈平甚至公开宣称“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史记·陈丞相世家》)。

虽然汉代官吏的俸禄比不上宋代那么优厚，但让各级官吏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陈平说“不受金无以为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受贿行为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对官吏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汉朝皇帝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汉文帝时，“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对张武的态度虽是一种统治策略，但实际上也是对张武贪贿腐败的怂恿。在封建最高统治者包庇纵容下，官吏的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到文帝和景帝时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汉景帝面对腐败日益加剧的形势也显得忧心忡忡，曾多次对这些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斥责。汉景帝中五年九月，汉景帝后二年四月，景帝先后下诏斥责吏治腐败，实际上也是公开承认腐败的存在。汉简中可见“受赇枉法”、“监守盗”、“坐赃”等语，说明此期官吏存在的犯罪行为。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中有关于官吏受赇枉法的记载，如“北地守谳”和“河东守谳”两个案例就涉及受贿、行贿问题，称其“受、行赇枉法也”。两个案例中，“河东守谳”的案情是士吏贤追捕盗书逃亡的大夫未得，便拘禁其母女佥，在接受了她的豚、酒(共值九十钱)后，将其开释。

买官与卖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潜规则之一，买官与卖官在具体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官场上的行贿和受贿。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讽刺那些口口声声标榜仁义的儒臣言行不一，他说:“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盐铁论·褒贤》)。

桑弘羊批评的主父偃等儒臣言行不一，虽以礼义廉耻相标榜，暗地里却索贿、受贿。可见官吏受贿、行贿在武帝朝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气。《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以口舌得官后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汉书·陈万年传》记载陈万年不惜倾尽家财，贿赂当权的外戚，其目的一是保住官位，二是求得升迁的可能。

东汉外戚梁冀专权时，行贿之人不绝于路。《后汉书·梁冀传》载:“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即使是送给皇帝的贡品，也要先送一部分到梁冀的府上。

东汉宦官利用手中权力也在大肆卖官，汉末清议首领陈蕃揭露宦官“爵以贿成”。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宦官曹腾大肆受贿，被人检举揭发，只是在汉桓帝的包庇下才得以逃脱惩治。宦官卖官受贿的钱财又用来买官。宦官曹腾养子曹嵩的太尉官职就是靠向宦官行贿一亿万买来的。《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宦官不仅自己卖官，还纵容家里的仆人也卖官。

“铜臭”一词就来源于东汉。据《后汉书·崔烈传》记载:东汉时，一名叫崔烈的人，用五百万钱买了个相当于丞相的司徒官职。由于司徒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人们虽对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及此事。一天崔烈问儿子崔钧:“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崔钧据实相告:“论者嫌其铜臭。”崔烈恼羞成怒，拿起手杖朝着儿子就打。这个故事虽然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也把东汉时期官场买官卖官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一部腐败史告诉我们:有贪官不可怕，有腐败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想做贪官，人人都想腐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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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吏治并不清廉，为何萧何大收贿赂，丞相爱喝人乳？

萧何大收贿赂，是因为萧何要自毁名节保全性命。

丞相张苍爱喝人乳，这是因为他年龄大了，没有牙齿无法进食，所以只能喝人乳维持生命。

《台球室》揭秘汉朝历史上不得不说的汉初第一功臣萧何

简介：萧何，西汉初年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早年在秦做过狱卒，并在秦末帮助刘邦起义。

攻克咸阳后，各路将领都在争夺金银财宝。

但他接受了秦丞相和御史搜集的法律和书籍，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郡县和户口，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对制定政策，赢得未来楚汉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项羽登基后，萧何说服刘邦接受分封制，在汉中立足。

刘汉王，萧何，丞相，萧何极力推荐韩信为大将军，他也定下了三秦。

楚汉战争时留在关中侍奉太子，使关中成为汉军的统一大后方。

他不断发放薪水支持战斗，在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建立后，取名“侯伟”，功勋最高，排名第一。

十一有八千户人家。

萧何采纳秦六律，重建其法制。

就法律思想而言，高十一年帮助高祖除掉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拜其为丞相。

但他没能像西恩一样“在神道的幌子下及时保护自己”，所以为了躲避高祖的追杀，他采用了自毁的方法来逃避被杀的危机。

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

名字叫《文学的终结》。

说萧何是“贪官”，对这位汉初三杰领袖确实有点“不公平”。

汉高祖十二年秋，英布造反，刘亲自领兵攻克。

他在前面。

每次萧何派人送口粮到前线，刘邦就问：“郭襄在长安干什么？使者答道：“小郭襄爱民如子。

除了管理军需，他除了安抚和同情人民，什么也没做。

听了这话，刘邦始终保持沉默。

为了报答小河，小河不知道汉武帝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小何偶尔问看门人，一个看门人说：“公马上就要斩首了。

“小何太可怕了，于是就问为什么。

门童接着说：“官职是百官之首。

我还能给你提供什么职位？“而且，你一入关就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现在十几年了，大家都支持你。

你会尽力为人民做事，安抚他们。

现在皇上几次问起你的日常生活，就是怕你借助关中的名声有什么不良举动！一旦乘虚而入，呼吁隐居，会不会把皇帝置于不能战而退的境地？现在何不买个低价民宅，故意让人娶你，恨你，制造点坏名声，让皇上放心，见你不受欢迎。

”萧何叹了口气，说：“我怎么能剥削人民，做贪官呢！”门卫说，你真懂别人，却对自己很迷茫！小何不懂。

汉高祖不怕普通小官吏的野心。

因此，任何犯有腐败行为的人都将受到严惩。

对于他们这样的大臣，汉武帝主要是阻止他们有野心，对于受贿枉法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不重要。

为了释放领主的困惑，拯救自己，小何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意志的侵犯私有财产的坏事。

很快，萧何的行动被报告给了刘邦。

果然，刘邦听完之后，若无其事，没有再问。

刘邦胜利后，百姓封锁道路，指责郭襄二世低价占屋，价值数千万。

刘邦回到长安后，萧何去见他的时候，刘邦笑着把百姓的信递给萧何，意味深长地说：“你身为大国，竟然和百姓争利！这就是你受益的方式无独有偶，早在战国时期，被称为战国四大名人之一的秦王剑，在伐楚之前，曾亲自前往秦始皇处送行。

他恳求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给一个美丽的房子肥沃的土地，并派人要求秦始皇在他的3月5日实施这一慷慨的奖励。

对皇帝“贪心”的王建自己解释了原因：“我把秦国的兵几乎都带走了。

如果我不表现出贪婪，多疑的秦王能不怀疑我吗？”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皇帝鼓励他们这么做的，官员贪婪，有其自身的必要性。

对于皇帝来说，吏治适当的腐败也有很大的好处：吏治腐败意味着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婪的，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服从皇帝。

一旦皇帝需要笼络人，理由都准备好了，也没人担心老师会默默无闻。

这样，对皇帝统治大臣大有好处，但国家却因腐败而进一步巩固。

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同时，现在的同事，暧昧的会“敬而远之”，所以这是过时的，也是特殊的。

特殊人群能否与上级甚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那么升职的机会有多大呢？

东汉光武帝吏治改革的特点？

吏治关系到bai政治得失、民心向背、du王朝兴衰。

中华zhi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吏治作为治国理政的dao重要手段，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并从中得到启示。

我国历史上吏治的主要经验第一，吏治在国家政治中起着核心作用。

纵观我国历史上国家强大、政治清明、社会繁荣、民心稳定的治世，都与严格治吏分不开。

统一前的秦吏“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是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保障。

光武帝刘秀“勤吏治”，二千石高官“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保障了东汉初年政局的稳定。

唐太宗将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恒看”，善恶事迹皆记下，是他严格吏治、造就贞观之治的佳话。

自古没有吏乱而国治的道理。

第二，重视基层磨练、重视基层实践能力培养。

汉代察举制下，被举为孝廉的，大都要到中央任郎官，熟悉各种事务后，再授予具体官职。

据统计，他们出任的主要是各级长官的属官，最高不超过县令的秩级。

唐代尤重基层用人，甚至提出“不历州县不拟台省”。

唐代科举制下所授官职一般并不高，进士甲第不过九品，但唐代中后期宰相等高级官吏出身科举的比例逐渐增大，说明这些宰相一般都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

我国历史上还实行“试官”制。

“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

汉制，初为官者要试用一年，合格者才能为“真”，不合格就要罢免。

唐代吏部以身、言、书、判来考察科举及第者，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具备必须的行政能力。

第三，裁汰冗官。

我国历史上较早形成了吏员编制制度，对官吏设置有员数规定。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官僚机构膨胀、冗官冗员又是普遍现象。

因此，我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裁汰冗官。

光武帝“吏职减省，十置其一”，隋文帝“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是东汉和隋初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唐代君臣多次讨论并处理过冗官问题。

唐太宗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

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又说“官不必备，惟其人”。

唐玄宗针对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的冗官现状，“大革奸滥，十去其九”。

贞观、开元、天宝年间所谓“盛世”的出现，与此不无关联。

宋代欧阳修、范仲淹、洪迈、苏辙等人也曾对宋代冗官情况发表过许多意见，但终究未能实施。

冗官冗员冗费是宋代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几点启示第一，必须明确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

选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标准选人，始终是王朝的政治核心之一。

我国历史上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经历了很长的探索时期，汉代中期以后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作为选官用人的基本原则并长期延续下来。

历代吏治的基本制度设计虽然各有变化，但基本围绕这一原则而展开。

同时，社会风尚的培育，学生学习的教材，士子考试的试题，官吏选拔、考核的标准，乡规民约的制定，家训家规的倡导，文学艺术的题材，大都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

从而实现了用人原则与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相互认同。

当然，历代并未将法家用人思想排除在外，“霸王道杂之”是吏治的两手。

第二，必须维护中央在选人用人上的主导权。

历史一再证明，治理统一多民族的大国，中央选人用人的主导权绝不能削弱、丧失。

东汉后期，皇权衰弱，王朝的选人用人受到外戚宦官的极大干扰，许多地方的选人用人权被大姓名士所垄断，这是东汉政权最终走向瓦解的政治原因。

九品中正制沦为门阀士族垄断自身政治地位的工具，是魏晋南北朝皇权不振、中央集权衰弱、吏治腐败的根本因素。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鼎盛期，必是选人用人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我国历史上民心涣散、政权不稳、社会矛盾突出，也必是在选人用人上出现了重大问题。

维护中央选人用人的主导权，还必须加强对选人用人的监督监察，还必须加强选人用人上的制度建设。

当然，维护中央选人用人的主导权也不是一味地把所有权力都收到中央，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务与事务、主官与属官在选人用人权上的职责划分，区别对待，也是一条历史经验。

第三，必须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与时俱进。

这是扩大政权基础、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政治清明的亘古法则。

一是应当五湖四海，广纳人才。

我国历史上各种选官制度的建立，其重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制度广泛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二是知人善任、用人所长。

选人用人的具体方式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具体事务的变化，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与时迁徙”“各因其器”，适时调整官吏队伍，大胆破格起用人才，是任人唯贤的必要方法。

三是委任责成、优胜劣汰。

唐代魏征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唐太宗说：“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我国历史上委任责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循名责实，建立严格、严密的考核制度。

第四，必须制度用人、善于用人。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历史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一是考试用人。

考试用人是相对客观化、公平化用人的方式。

我国科举制产生前的用人中，已经包含考试的许多因素，如汉代的射策、对策就是一种考试。

科举制产生后，以成绩取人，吏部选用时还要再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