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骑士传统为何会在中华大地隐没

春秋时间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一贯被视为蠢笨的意味。在历史故事连环画和央视1996版电视剧《东周列国》中，都将他塑造为一副瘦削、憨痴、迂腐可笑的笼统，这大抵能代表这位先秦封建军事贵族在贵族时代之后的普通笼统，正如堂吉诃德在早期近代西欧的喜剧色调。

依据《左传》记录，宋襄公的战胜，是由于死守贵族骑士的传统，不损伤挂彩者，不抓获老人与儿童，不在敌方未排好队形时发起攻击。他的这一军事贵族风姿，却获取了儒书《公羊传》的极大好评，所谓“小人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小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将他的战士德性与周文王等量齐观，显然是依照贵族精气的规范。吕思勉先生也高度评估了宋襄公遵守贵族战役礼仪的风姿，以为“则春秋时犹有能行仁义者”。

《礼记·檀弓下》和《淮南子·汜论》记录，早期的封建贵族抗争礼仪，蕴含了不攻击敌方的祖庙、不损伤敌方病人、不擒获敌方的老人和儿童。西周《禹鼎》中记录，周夷王专门强调抗争中要“勿殄寿幼”，即不要损伤老人和儿童。《司马法》也记录说抗争中要“哀怜伤病”，这些都是周代封建军事贵族最基本的抗争修养需要。

但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宋荆战泓水之上章》中记录，宋国的士匽就批判宋襄公据守贵族军事礼仪，而以为抗争的意义在于：“伐，深化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随着封建军事贵族文明的渐次崩坏，反抗争的了解也出现了变动，哀怜弱者和秉持战士风姿的文明逐渐遭到批判，抗争的意义变为“多杀”。

到战国时代，华夏“最后的武士”几近灭绝，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制国度动辄发动数十万平民介入长达数年的巨型焦土战，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封建军事贵族的抗争礼仪，正是顾炎武所言春秋时代尚存“礼”与“信”中的关键组成局部，但随同着礼乐的崩坏，骑士的战役风姿最终被“多杀为上”所取代。

不同文明中的贵族军事礼仪

在很多不同的现代文明中，都出现过相似中古欧洲骑士传统那样的军事贵族礼仪。例如，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录了雅利安军事贵族的抗争礼仪：“遵守传统习气，不会出现欺诈，即使战役完结，双方都会满意。假设用言语应战，就用言语应战;分停战役行列的人，不应遭杀害。车兵对车兵作战，象兵对象兵作战，马兵对马兵作战，步兵对步兵。依照勇气、胆量和年龄，收回正告，不应杀害没有防范或惊恐失措的人。不应杀害与他人作战的人、疯癫的人、转过脸的人、兵器损坏或失去铠甲的人。不应杀害那些鼓手和号手、车夫、牲口或运送兵器的人。”

吠陀时代的《摩奴法典》第七卷中也明文对刹帝利贵族武士的抗争礼乐启动了严厉的规则：“战士在战役中决不应该对敌经常使用忠厚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死敌，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死敌。或在睡眠，或无甲胄，或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而未加入战役，或与他人厮斗的人，或武器已坏，或苦于难过，或负重伤，或勇敢，或逃走的死敌。”

现代日耳曼军事贵族也有抗争的礼仪，克洛维时代的法兰克人抗争之前双方要首先指定一片战场，商定好再启动战役。在加洛林时代的基督教国度，抗争依据《圣经》的精气确立次第，包括爱你的死敌和无法经常使用剑，抗争的倒退必定合乎基督教的正义。在抗争中，军事贵族必定遵守的准则是：不损伤俘虏、不攻击没有披挂划一的骑士。有时还要遵守教会的“上帝友好”、“上帝停战”一类的规则。此外，也不能攻击非战役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依照西欧中古封建军事贵族的准则，他们有任务与破坏教堂、争夺农民或富人财富作为战利品的人反抗。

在这种贵族抗争的礼乐文明中，敌方首先被视为与己方分享了独特文明精气与荣誉感的贵族军人。如1356年英法普瓦捷战役后，英格兰大获全胜，俘虏了法王约翰(John of Clerment)。英军首领黑太子就依据贵族骑士精气，设宴招待被俘的法王，谦卑地说自己不够资历与如此平凡的领主同桌吃饭，由于他是战场上最英勇的骑士。最后，还赠与法王英格兰人民的“奖金与花冠”。

依据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在《剑桥抗争史》中的观念，西方抗争传统中贵族精气和礼仪传统的解体要迟至美国独立抗争和法国大反派时间。再以后，西方贵族骑士的战役文明最终被全民发动的民族国度公民兵所取代，相似战国“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恐惧焦土画面，最终取代了骑士们的“奖金与花冠”。

华夏骑士传统的隐没

在保养贵族抗争的荣誉、礼仪与设定规则底线等方面，华夏先秦的军礼与古印度、中古日耳曼军事贵族传统极为相似。《司马法·仁本》中记录周人封建贵族在抗争之前，要由冢宰向军队颁布训令，内容包括：不破坏敌方的土木工程;不烧毁屋宇;不砍伐林木;不争夺牲畜、食粮与器物;不损伤老人、小孩;不抵制的壮年人也不应被视为死敌;死敌假设受伤，则应获取治疗并被放回。这些精气也正是宋襄公坚持的贵族抗争准则。

包括雅利安印度、日耳曼封建军事贵族、中古日本等社会都出现过悠久的贵族抗争礼仪传统，周代的华夏也孕育了雍容典雅的贵族骑士文明与文质彬彬的战役礼仪。这套传统中既有尚武精气，也有对弱者经常使用暴力的底线等一系列限度与规则。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便将先秦贵族小人称为“骑士”，以为华夏与中古西欧一样，存在着等级骑士风范，还有“车战骑士封臣”，不鼓不成列的文明，便是华夏“车战骑士”的礼仪。

正如孔子所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记·檀弓下》)，周代华夏的贵族小人关于抗争礼仪十分熟稔。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明》中谈到：“周人当然也不能不依赖武力以坚固其统治。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明教养;在他们价值系统中，光秃秃地‘以力服人’是最无余取的。因此虽属征战之事也必定‘文之以礼乐’。”

在贵族抗争中，暴力的经常使用、攻击的对象与杀伤人数均被限度在一个较小的范畴之内。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录，郑国征伐宋国获胜，活捉了宋国贵族华元与司寇乐吕，战果为“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聝百人”，四百乘战车以上的大战，死者也不过上百人。《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楚国攻击郑国，围攻了三个月零十七天，损失军队不过是“诸大夫死者数人，斯役扈养死者数百人”。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东周时代排葬坑，是一场抗争之后收葬的死亡战士墓地。物品共四排，南北共八排，每个排坑多为18具战士遗骨。依照资料推知，这里掩埋的死亡战士大概为216人，整顿者以为这是春秋时间某战役后一方死亡战士的掩埋地。因此，这一战役双方死亡人数也不过是数百人，这与战国时代那种动辄暴师数十万的平民时代焦土战之间具有大相径庭。

华夏军事贵族的军礼还包括了对敌方的敬意与风姿，这是贵族小人高度注重的荣誉精气。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录，晋国和楚国在郑国交兵，楚将伯乐在一次性军事执行中遭到了晋国军队的追击，在押跑环节中，伯乐用最后一根箭射杀了一头麋鹿，将之献给晋将鲍癸。鲍癸以为“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小人也”，因此中止了对楚将的追击。而在另一次性楚军对晋将的追击中，晋将也射死了一只麋鹿谨献给追击者，楚将也因此而中止了追击。友好双方即使在追击与战役中依然坚持着对敌方“小人”的尊重与敬意，这与西欧中古骑士互赠礼物，并约请被俘虏的对手一同进餐或共度圣诞节是十分相似的。

《左传·成公二年》则记录，晋国征伐齐国，双方出现了鞌之战。战役中齐国的国君拒绝射杀对方驾车的“小人”，以为这是“非礼也”。而当齐国君主被晋国的韩厥俘获之后，这位晋国将领则向敌国君主恭敬地“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这种体现与英格兰黑太子看待法王约翰截然不同。

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发育成熟的贵族骑士抗争文明，将抗争这一暴力优惠限定在礼仪的范畴内，并与贵族荣誉、德性大风姿严密咨询在一同。这些时代的抗争对社会并不具有基本的消灭力，荣誉和礼仪性的交锋将其限定在较小的范畴内。但随着贵族社会的礼崩乐坏，代之而起的新型国度具有了超强度的资源发动力，能发起传统贵族无法构想的超大规模抗争，将所及之处都化为尸山血海和焦土瓦砾。

西方国家拥有的骑士精神，我国为啥没有？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西欧“贵族精神”那样的传统，在汉朝以后也曾传承了几百年，只是最后被一个自称“宇宙大将军”的人，扫为历史尘埃，才至今少为人知。

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分裂战乱，先祖为汉朝开国丞相萧何的贵族名门“兰陵萧氏”，建立了控制南方地区的大梁帝国，和其他一众贵族世家其乐融融，安享太平，经过四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极为繁盛。

大梁皇帝萧衍和他的两位皇太子萧统和萧纲，都是才华横溢的著名文人，他们组织大量文人，编纂了《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这样堪称文学瑰宝的典籍，也令大梁帝国不但从国力上，而且连文治也第一次压倒了北方地区，被称为“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天监之治”，甚至被中原的贵族士大夫也艳羡不已，以为是朝廷正朔之所在。

梁武帝：萧衍

当时包括“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内的高门贵族，远不是数百年前“永嘉南渡”过江之初，尚有王导、谢安、谢玄等人杰英才辈出的全盛景象，其腐朽程度早到了百无一用的地步。他们身着宽衣高冠，足踏高底鞋履，整天香料熏衣、剃面搽粉，面涂胭脂，出门便坐车轿，走路要人搀扶，而且于人情世事和国家政务全然不通，既不能理政，亦不能治家，每日便是高谈阔论，醉生梦死。

然而，秉承贵族精神的皇帝萧衍，却对这些高门贵族的子弟甚为优待，让他们一生下来便注定有高官显爵，丰厚禄田，更分别授予国家要职。如有个叫王复的，生平不曾骑过马，见到马嘶鸣时竟吓得胆战心惊，坚称：「这是老虎，才会如此骇人，怎可能是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庸才都算不上的智障者，只因是琅琊王氏这样帝国一等门第的子弟，居然成为负责都城建康事务的主管官员。

这些名门贵族，从魏晋甚至更早的东汉年间起，便世世代代垄断高级官职，占有大片土地，役使大量奴隶佃客耕种，靠吸食广大百姓的血肉为生，自己却一辈子也不曾见过一块田土，一株禾苗。

皇帝萧衍对王公贵族的贪腐纳贿行为，更是宽纵无边，以赎买换取忠心。萧氏宗亲，多有横行不法，光天化日之闹市可以杀人，夜晚更明火执仗去抢掠，罪犯纷纷藏匿于王侯之家，相关法司知道其下落而不敢搜捕。

梁武帝萧衍毕生推崇佛教，鼓吹放宽刑律，然而，他的宽容却是对那些骄奢淫逸的萧氏王公、高门权贵、佛寺僧侣的，并不包括广大黎民百姓。

此时的梁帝国，一边是萧氏诸王即使谋逆叛国，也被萧衍无限宽纵，国家政刑弛紊，朝堂群奸当道;另一边是平民百姓却动辄因小事被惩治，一人犯法而全家连坐，罚为苦役，虽老幼亦不得免。

梁国绝大部分地区，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光，举国却不过五百万编户人口，大量的“隐户”都被王公权贵、高门士族占用。而因得罪权贵而被判刑责的百姓，每年竟达五千余人。不事生产、不交赋税的僧人，更高达十余万人。——可想而知，在萧衍的治下，民众的负担何等沉重。

对当时皇族亲贵、高门士族和贫寒百姓的尖锐社会矛盾，萧衍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而是一味倡导佛教，妄图从精神上麻醉广大民众去安于苦寒，以修来世。他四次舍身佛寺，扬言要出家为僧群臣耗资四亿钱给佛寺，将他“赎回”，更大兴土木作十二层高塔，建康城下竟有佛寺五百余所，外观穷极宏丽，资产更富裕丰沃。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指的就是佛教在这一时期的盛况。——将大批人力财力浪费于求神拜佛，显然根本无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完全是饮鸩止渴。

萧衍自恃才高，年老怠政，最喜欢别人当面奉承，粉饰太平，而一旦有人对他披露国家实情，他就暴跳如雷。因此，朝堂上也充斥着一群溜须拍马之徒。他们不但贪财纳贿，穷奢极欲，同时也一味逢迎，做官的口头禅便是「当今天子圣明英武，吾等岂可用不好的消息来干扰天听」。

萧衍确是博学多才之人，他亦以此为傲，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时发动对北方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想要把自己治下的这片高门贵族的盛世乐土，向整个中国全境推广。然而，他却多次因用人失当，战略失策，往往非但徒劳无功，更损耗大量人力物力，折损大批将士。

因此，当北方东魏政权的名将侯景兵败来投时，虽然梁国朝臣纷纷反对接纳，（当然，不好说他们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鄙视侯景的出身门第，羞于与之为伍），萧衍却还是因贪得河南土地，引狼入室，给江南百姓带来一场地狱般的空前浩劫。

侯景本是个门第低微的杂胡出身，其人精通骑射、狡诈有谋，拥兵十万，割据河南地区十四年。后因骄横跋扈，不容于东魏权臣高澄，先投西魏权臣宇文泰，向其求援无果，便改向萧衍称臣纳款。

东魏叛将：侯景

萧衍以为可以不战而得到河南的大片土地，便封侯景为河南王，更派侄子萧渊明率军十万北上，接应侯景。然而梁军以此等不知兵事的草包主帅统军，被东魏名将慕容绍宗打得全军覆没。

东魏名将：慕容绍宗

侯景亦因粮尽，在和慕容绍宗对峙数月，先胜后败，全军溃散，只剩八百余亲随亡命南逃，以欺诈手段骗开城门，夺占梁国淮南重镇寿阳。

萧衍一意绥靖侯景，非但不出兵讨伐，反而封侯景南豫州刺史，认可他以合法名义割据淮南。可另一方面，当侯景提出自己家眷尽数被高澄所杀，求娶江东高门王、谢两族之仕女为配偶时，却被萧衍以他门第太低，不相与高门贵族匹配，有违自己毕生弘扬的贵族精神，而毫不留情面地回绝。

侯景本就是个心胸狭隘、嚣张跋扈之徒，视如此拒婚为奇耻大辱，同时对梁国和萧衍的色厉内荏，对庸才领军的梁军的不堪一击早已心知肚明。他又听说萧衍打算用他的人头去换回被东魏俘虏的萧渊明，自觉走投无路之余，便在当地搜罗八千兵马，起兵反梁。

此时的梁国，是个拥有数十万常备军的天下第一大国，侯景孤注一掷挑战这个庞然大物，为尽可能争取广大民众支持，便下令废除梁国繁重的市税和田租，其兵马所经之处更一路滥杀高门士族，抢掠其资产，解放那些长期被士族和权贵压迫的奴婢、佃户、部曲，给予他们良民身份，因此有无数被解放奴隶皆投身侯景军中，叛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与之相反，那些平素高谈阔论的士大夫们，临到逃命时却一个个体弱气虚，不堪奔走，不耐寒暑，或是被叛军杀死、或是自己得疫病而死，尸骨狼藉、死者无数。

侯景渡江后，在内应之助打开建康城门，围攻梁军坚守的建康内城（台城），并发布了《告台城军民书》，深刻揭露了梁国内部深刻的社会矛盾，将萧衍近五十年统治“盛世”假面，彻底扯得粉碎：

【梁国的百姓们！看看这些皇家的园林池苑，这些王公贵族的住宅、这些僧侣尼姑的寺塔，都是怎样富丽堂皇！看看你们的官员贵族，一个个妻妾成群，仆从数千，他们从生下来起便不耕不织，却能一辈子锦衣玉食！如果他们不是靠着平日里搜刮你们这些无权无势、没有出身门第之人，又怎能过着如此穷奢极欲的生活！】

【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萧衍的诸多儿孙虽然掌握军权、分镇梁国四方，却完全没有半点骨肉之情，孝悌之心，而且一心盼望着借侯景之手，除掉老而不死的萧衍，和皇太子萧纲。因此，他们虽然率领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却纷纷在建康城外滞留不前，甚至置酒高会，作壁上观。

而被叛军重重围困的台城内，众多出身名门贵族的高官显贵，因为外援断绝，食物短缺，竟只能穿着绮罗锦绣，抱着金玉珍宝，却饿得“鸠形鹄面”，哀毁骨立，守着他们的“贵族精神”活活等死。

经过四个月艰苦围城战后，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城，攻破台城，俘虏萧衍，并在两个月后将其活活饿死。

此后，侯景自称“宇宙大将军”，更进一步自称“大汉皇帝”，引兵攻略吴郡、会稽、江州、豫章等地，其兵锋所经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江南大地被杀得赤地千里，白骨成山，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江东侨姓门阀，近乎被斩尽杀绝。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数百年的高门贵族，伴随着他们传承了几百年的坞堡庄园，品官谱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侯景以八百亡虏南下，八千人马起兵淮南，到最终攻陷建康时已经拥兵10万，把萧衍和梁国一众王公亲贵都变成阶下囚，可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韩信白起之能，张良孔明之智，而正是因为梁国整个统治集团，自皇帝萧衍一直到维系国家的整个贵族集团，早已腐朽堕落到了极致。

侯景解放奴婢，杀戮士族的“吊民伐罪”行为，一定程度顺应当时民心民意，得到那些在正常体制下永无上升渠道的奴隶和底层平民们支持，才能在短短时间啸聚十万大军，一举颠覆拥有几十万常备军的南梁帝国。

那些在王公权贵们重重压迫下不堪重负的平民百姓、那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被高门贵族欺压损害的坞堡部曲、庄园奴婢们，

他们可没有空暇去欣赏那些高门士族的衣冠礼乐、玄谈精奥，他们可没有闲情逸致去赞叹萧衍、萧纲父子的儒学释典、文采风流，

他们甚至抛下了国族之分，华夷之别，甘愿跟随一个残暴的胡人叛将，只为将此前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整个阶级固化的旧世界去疯狂地砸碎、毁灭。

侯景之乱屠尽江南王谢门阀，正如他的旧主尔朱荣在洛阳城那场“河阴之变”，将北方高门贵族出身的官员二千余人尽数斩杀一样，胡族武人大肆行凶，滥杀文官士大夫，当然是文明的悲剧与大倒退。

北魏天柱大将军：尔朱荣

但其时贵族门阀经过几百年家族式的垄断政治，由之而来必然的腐朽堕落，对华夏文明而言，已全无任何历史先进性可言。

因此尔朱荣和侯景这两个行事暴虐的契胡，沉重打击南北士族势力的狠厉做法，恰恰如一计虎狼之药，一把剐骨之刀，替华夏文明剐去了陈朽腐肉。

腐朽的门第论和血统论也自此衰落，崇尚能力、注重实务的新生士族如关陇集团逐渐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故此方能迎得政治相对简明的后三国政权（北周、北齐、南陈）的新生，进而归并为新生的华夏第二帝国：强盛辉煌的隋唐帝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被传统史家称为“侯景之乱”的浩劫，亦是历史大潮借侯景这个暴戾凶徒之手，将乌衣巷那些六朝高门世家贵族们，那些臭不可闻的“贵族精神”，统统扫进时代垃圾堆的一场巨大变革！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孔尚任《桃花扇》

古代欧洲贵族与贱族？

首先，我们要说一些题外话，拿中国古代贵族和欧洲贵族放在一起作比较，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自秦朝之后，贵族一词基本消失在这片中华大地之上，而时至如今欧洲些许国家仍然保有贵族体系。所以就单纯的从演变和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将二者进行比较显然是不公平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自秦朝之后就不存在贵族阶级了呢？

因为中国自秦朝之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并不再是根本意义上的封建制社会。自秦朝之后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这段历史中，中国社会应该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宗法专治社会，因为自那之后，国家只承认一个皇帝，不再采取分封制，废除了封土建国的制度，没有哪个王侯贵族可以因受封而自行建国，所以从本质的角度上来说，土地和财产大部分掌握在朝廷手中，贵族阶级就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在历史洪流中曾经出现过单独甚至是个别的经济体系如：庄园经济，但存在时间极短）但是为了让这个对比进行下去，我们姑且将中国古代的一些王室、颇具影响力和财力的家族与人物称为贵族，来进行探讨。

我们回归正文，纵观历史发展、改朝换代的潮流，我们会发现，中国贵族和欧洲贵族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在中国，一个朝代的更替对贵族世家影响很大，甚至会导致一个贵族世家的湮灭（而非泯灭）。而在欧洲，国家和政权的颠覆与贵族大多不产生实质性的联系，甚至某些贵族能够历经将近八个世纪、几十个政权的更替（例：哈布斯堡家族）。

这是因为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存在国家利益大于家族利益的观念。倡导国在前，家在后，不安国，何以为家的思想。在国家和家族利益的面前，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前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更多的会出现一个政权去扶持或依赖一个家族的崛起。不同于欧洲的是，欧洲贵族更多的是不依赖于国家，而是实行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无论营利还是亏损，都由贵族自行承担，绝大部分属于经济和行政独立。而一个依赖国家而兴起的贵族、世家是很容易在政权更替的时候灭亡的。

我们不难看出，欧洲贵族和中国贵族的一个绝大差别，那就是欧洲贵族更多是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势力，而中国贵族则是基本上依赖于国家而立。在欧洲，贵族们只会统领一小块土地，其各地政治、军队和法官都由贵族组成，国家对于各地贵族的统领能力无论是在理论的的角度上还是现实的角度上都比较弱小，其缺点是国家在名义上是一统的，而实质上是一盘散沙，（有时会出现骑士效忠贵族世家而不效忠国家的情况）。甚至有些时候无需外力，国家内部的贵族势力就能打的热火朝天。而在中国，皇帝号称天子，是世俗权利的掌控者，每个人、每个势力的效忠对象只有一个，并且在各个分封势力之下都由中央下派的官员进行实质性的掌权，而贵族势力最多只能作为辅助，甚至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朝代明文规定当地贵族世家、受分封的皇室不允许在其本地做官。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这种体制也有缺点，那就是如果某一处出现了缺口则会导致全面崩盘，而在欧洲，如果发生问题则仅仅只是会局部失控而不会殃及整体。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贵族的势力更多是依附于它所属的国家，所以很难形成横跨几个世纪、几个朝代而能独善其身、屹立不倒的情况，而欧洲则是全然相反，国家和政权的更替一般很难撼动一个贵族的地位和实力。从本质上来说是制度问题，中国社会实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而欧洲则实行分封制度，这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差别。这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贵族世家几近消亡，而欧洲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贵族体系的问题。

欧洲的骑士享有很高的阶级地位，为何在中国只是骑兵？

其实对于欧洲来说，骑士更像是一个身份的表现，其实通俗来说，骑士就是一种士官，而且是地位非常高的重骑兵。而我国的骑兵更多是以轻骑兵为主，毕竟我国的地势平原居多，但是欧洲地区的山地更多。其实骑士和我国骑兵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就是在欧洲地区，骑士是最低等级的贵族，但是即使是这样，和平民百姓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其次就是我国骑兵更多的都是军中的老军充当，因为他们的经验更丰富。但是欧洲的重骑兵比较普遍，而且作为战争的主力。最后就是随着火器的出现，欧洲重骑兵开始远离战场的舞台，但是由于我国的轻骑兵良好的机动性，所以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首先就是在欧洲地区，骑士是最低等级的贵族，但是即使是这样，和平民百姓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如换算到我国来的话，可能更像是士这个阶层的贵族，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屋和产业，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随时为君主而战。但是我国的骑兵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士兵，基本上不存在官职。

其次就是我国骑兵更多的都是军中的老军充当，因为他们的经验更丰富。但是欧洲的重骑兵比较普遍，而且作为战争的主力。毕竟欧洲多山的地貌决定了骑兵不需要像我国的轻骑兵一样奔袭作战，所以欧洲的重骑兵更多的相当于是海战中的战列舰，但是我国的轻骑兵在作战的时候主要任务是使用弓箭进行骚扰，利用自己的机动性优势从侧面击溃敌人的防线。所以定位不同。

最后就是随着火器的出现，欧洲重骑兵开始远离战场的舞台，但是由于我国的轻骑兵良好的机动性，所以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毕竟人和马能够承载的重量是有限的，太重了都受不了。但是火器的穿甲能力并不是厚重的盔甲可以抵挡的，所以机动性较差的重骑兵慢慢被淘汰，骑士也就此没落。但是骑士精神却被欧洲许多国家的军队传承下来。

中国古代有官方“骑士”封号吗？

没有，欧洲“骑士”和日本的“武士”类似，是一个阶级，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专为上层阶级打仗，中国古代有对骑兵的封号，但只是作为精神鼓励运用。

与中国西部连接的整个中亚细亚，是全世界最适宜骑兵奔驰的地域，也是全世界最早出现马上搏杀的地方。

在令中国人心血激荡的汉武帝时代，汉族骑兵在霍去病等名将的带领下，角逐大漠，把屡犯中原的北匈奴赶过里海，驱到东欧平原。

但从周幽王时代的犬戎乱中华往下几千年，总态势是，西部和北边的游牧骑兵，总是骚扰和追赶中原王朝的步军，马上民族终要强悍一些。

当然，中国骑兵还被从十字军东征到拿破仑时代所形成的西方骑兵体制所改造，解放军骑兵就大受苏联红军中的哥萨克骑兵影响，挥舞着西方式的柳叶马刀，在剿灭甘、青、宁、新的国民党残余和西部各省份悍勇的匪帮时立了大功。

《天苍茫》中最令人激动的是对铁木真统一蒙古和西征欧洲的描写。

铁木真是被所有史书描述为具有天赋神性的人。

作者师永刚认为，他的神性表现在对马的依恋和心灵相通上，马语者（能与马交谈的人）在蒙古民族是很常见的，蒙古马、伊犁马、大宛马（汗血宝马）甚至还有顿河马的忠诚，成就了铁木真的事业。

他依靠他有如天马般的黑骏马，即钢嘎哈拉，躲过了塔塔尔人、泰赤乌人和王汗等十几个部族的追杀，最后统一了蒙古，被无数草原部族尊为“成吉思汗”，王中之王的意思。

这时，这个大汗有一个梦想：西进，去看黄种人从未看过的西部大海（大西洋）。

他根据自己梦中所见在羊皮上画了一张西亚和欧洲的地图，用了3年时间准备自己的梦想之旅。

1212年夏，大汗的军队在也儿的石河畔誓师，“从各地来的精锐骑兵与马队云集在河边，展开在大地上的旗帜成片地漂浮在人类上空”，一支支马队绵延数百里地跨越阿尔泰山，经过贝加尔湖，翻越葱岭，突然出现在被西方人称为西突厥的强大的花剌子模人的视野里，这些中亚人听到来自大蒙古王的昭示：“凡是挡在朕前的城池，开门迎接的可以免去所有人的死，凡是把朕关在城外，向朕射箭，向朕的军队反抗的人，一律死去……”随后，成吉思汗的铁流，每位骑兵拥有数匹马轮换骑乘，不要一切辎重，席地而卧，刺血而饮，翻越高加索山，神速攻入伏尔加河流域，大败俄罗斯大公的联军，直抵匈牙利边境。

这是相隔一千多年的重逢，与被汉武帝赶至此的先人──北匈奴人的后裔相见在此。

可惜先人已经欧罗巴化──沉浸在宗教和艺术中的西欧对来自亚洲的“黄祸”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说服英勇善战的匈牙利人抵挡住可汗的军队，“不要破坏繁荣灿烂的威尼斯”。

于是，同一血统的两支凶猛军队———蒙古铁骑与匈牙利骑兵僵持在东欧平原。

大汗的大后方不断传来西夏人降而复叛的消息，成吉思汗不得不回师中国，暂停大西洋梦。

西夏人是成吉思汗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敌人，整整23年的刀枪箭矢，抵住了潮水般攻城的蒙古骑兵，成吉思汗也中箭受重伤。

他在临死时，想得最多的是他的黑骏马，他聆听一把琴头像黑骏马的琴，管它叫马头琴。

作者师永刚在悲壮地描写成吉思汗马上春秋的同时，也伤感地安排了《天苍茫》的另一条主线：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组成的解放军骑兵（军中骑兵多蒙古族）的命运线。

曾几何时，解放军骑兵以师为建制，数万匹战马，奔腾如海洋，方圆数百公里的西部草原上都是人马营地，锃亮的马刀高高举起时，如草原上竖起一片白色森林。

可是，当坦克和装甲车都成为“夕阳工业”时，骑兵又如何能完身？几十年前，骑兵师的建制就被撤销，变成骑兵团，又过了十年，骑兵团变成了骑兵连。

大裁军时，骑兵连也要被撤销，这个军种就要在解放军中消失。

骑兵们都做好了迎接最后的命运的准备。

师永刚原服役在兰州军区──最接近骑兵的地方，他很爱古典范式的军队，那些通人性的战马和手柄磨得发亮的军刀，还有牛皮马具的深棕色，都使他深深感动……他目睹了骑兵消失的最后时刻，“那些战士，”他说，“撤销的消息传来，他们全都沉默着……他们为骑兵而生，高原的空气似乎使他们木讷，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不会其他谋生术。

”在最后一刻，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保留骑兵连，全军惟一的骑兵连！这甚至带有一种文物保护的性质。

最后的骑兵们不去多想，仍然干着自己的事：打干草、备马料、爱马如人、马上劈砍训练、军民共建、救助大雪灾中的牧民、牺牲在沼泽地中……中国骑兵们有一种共同的准则，像中世纪骑士一样浪漫。

师永刚说，他认识一位老骑兵团长，有一天带他看了一座墓，令他很震憾：骑兵团长当年把马步芳的残匪包围在一座山上，他看上了敌骑兵师长的座骑黄毛风（每匹军马都有自己的名字），下令枪下留情，不要伤及这匹好马。

敌人被围了三天三夜，水绝。

一天夜里，黄毛风突然身上绑满被子冲向一个小河沟，在水中打了一个滚，让被子吸满水，又冲回山里。

解放军骑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携水而归去滋润残匪。

敌人终于被消灭，黄毛风也被套牢，但就是不服它的新主人。

一天它冲破人们的道道拦截，越过高高的栅栏，冲向山崖，自撞而死。

军马的尽忠感动了所有在场的解放军骑兵，他们专门为它建了一座墓。

这件事使老团长和其他当事人在其后的岁月特别是“文革”中深受其害，但是骑兵们心底之愿是保护这座墓，因而它留存至今。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贵族氏族没有设立家徽的传统？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徽章，中国的家徽除了鸟兽图腾之外，还有象形文字来表达信息，这是中国文字最突出的展示。所谓的家族纹身，是家族的象征。家族纹章的历史就是纹章的历史，从不同的来源可以看出。日本甲文开始于平安时期中期，具体出现日期，日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在 h gen，平直年(1156-1159) ，另一个是在元来兆(1182-1204)初年。不管怎样，纹章首次出现在王子和贵族的生活中。

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企业更多地推销自己的商品，让顾客了解自己的商标，家用商标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今天日本使用的纹章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根据日本的统计，有超过种纹章。当时，诗歌、音乐和其他艺术都很流行。王公贵族经常外出参加社交活动。

他们经常坐牛车去那里。很多人的车上都涂了黑漆。很难认出 bijishi。有些人在马车的某些部位镶嵌金丝图案，这就是家族纹身的起源。随着人们生活的多样化，家庭纹身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有些家庭在织布时就简单地将家织在织物上，这种家中的谷物也称为地面。穿在身上不仅带有家族的标志，还能为服装增添美感色彩。这个诊所现在还在使用。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贵族没有设立家族徽章的传统？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徽章，中国的家徽除了鸟兽图腾之外，还有象形文字来表达信息，这是中国文字最突出的展示。世界上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另一个是日本，日本纹章被称为家族纹章或家族纹章。纹章学并非源于贵族的自我认同，而是源于战争的必要性。

西方纹章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当时重骑士身披重甲，很难辨认，因此，有必要利用盾牌，一面有明显个人标志的旗帜，来区分敌人和我们自己。商周金文中的家族徽记一般都是象形文字，具有绘画的特点。郭沫若称之为“体制的象征”.文献学家邱锡贵称之为“有记号的姓氏金铭”。

董作斌认为家徽铭文是商代的“艺术形式”。李雪芹认为，氏族徽章是非常象形的，把氏族突出的部分写成“美术” ，而不是原来的象形文字，并不能理解为文字画。所以中国古代贵族有家徽，家徽虽以文字形式呈现，但也有象形文字。现在专家认为，家徽的特点是象形文字和标志，特别是强烈的装饰色彩，而且在布局上的规章制度不符合文字的安排。

部分族徽类似于昆虫、鸟类、动物、鱼类，反映了古代民族的“图腾”或“图腾”的某种简化。而脱去这种形式显得更加抽象，则反映出其文明程度较高，族徽已进一步抽象。然而，在中国却有一个例外，曲阜孔子家族，从汉朝开始独自崇拜儒学，孔子家族的地位一直相对疏远，即使朝代更迭，外来侵略，也没有打乱孔子家族的节奏，统治中原王朝，除了汉朝，金辽两朝，元朝和满朝，都非常尊重儒学，所以如果有贵族，那就是曲阜孔家族。历史学家推测，族徽主要流行于商代，是族徽的象征。

然而，西周王朝推翻商朝后，西周人并不接受“族徽”的传统，而是重新分封，建立了新的分封制度，于是这些家徽逐渐被个人、家族、官员、国家和祭祀仪式等专有名词所取代，关于早春和秋季时期，家徽基本消失。

中国古代的贵族氏族有没有设立家徽的传统？为什么？

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但并没有设立家徽的传统，因为我们有图腾和姓氏文化。

日本的家徽文化历史较久，具体起源时间未可知，但从绳文和弥生时期出土的文物上已经能看见一些纹样，这些与后期的家徽图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到了平安时期，在日本贵族中开始流行一种叫“见印”的东西，也就是在牛车上标上代表主人或者主人喜欢的图案，后来逐渐演变成衣服上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的日本战乱不断，为了更好地辨识自己的士兵、马匹和战车，于是各武士大名开始进行统一标识。到了后醍醐天皇将桐纹徽章赐给足利尊氏将军的时，他又将桐纹徽章赐给手下武士，武士家徽开始诞生流行。时间来了德川幕府期间，战乱结束家徽的用途也开始由战争转到了生活，但由于德川幕府规定了极为严苛的等级制度，家徽仍是武士的身份和标志之一。到了幕府末期，有钱人逐渐增多，商人地位提高也开始效仿武士使用家徽了。

而欧洲纹章的起源也来源于战争军队，一种纹章代表一方势力，用来区分敌人与我方。14世纪以来，骑士们的盔甲逐渐趋于相同为了方便区分，人们将盾面绘制扁状桃的图案，由此逐渐演变为纹章。此后纹章被广泛使用并且开始有了世袭性。欧洲的纹章不仅仅作为战场识别的标志，还适合贵族之间界定身份，并可以记录宗谱、名誉和功绩，不过这些是贵族们的专属，平民并不能拥有。

而我国的纹章起源于图腾，在神话原始部落里，我们的祖先都会用一种动物或一种自然现象作为图腾，作为战争和祭祀的标记，同时也暗含了吉祥的意思。不过我国虽然没有家徽文化，但我国帝王和官员都喜欢在礼服上绣不同纹饰以显示身份跟地位。据说虞舜衣服有十二章纹，周代有十二章冕服等等，这些在某种层面也算是古代贵族们的家徽了吧。我国历史悠久，战争也很多，区分敌我的关键在于统一的服装和姓氏旗帜，姓氏旗帜来源于甲骨文，而统一服装则来源于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制。因此我国没有家徽文化，但却拥有与众不同的图腾和姓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