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时期更是备受称颂，司马迁曾描绘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社会安宁，政治清简，人民安乐，生活幸福，俨然一幅桃源盛世图。它的产生，司马迁认为源于汉文帝本人“德至盛也”、“岂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实到具体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仁君汉文帝有诸多嗜好。他好游猎，有一段时期“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贾山曾为此切谏;他也好驰骋寻求刺激：“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 ，文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并命令“省厩马以赋县传”，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由此可见，贾山、袁盎的进谏不仅当时为汉文帝采纳，而且此后为他自觉运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嗜好之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不但能克己以从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抑己恶——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负性情感——以从善。如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断为“一人犯跸，当罚金”，而因受惊吓而恼怒不已的汉文帝认为处罚过轻，为之大怒，但当张释之以法为准绳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斗争的程度，最终他却能去掉帝王的尊严而遵从国法，承认张释之裁断正确。文帝可谓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践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处事信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为社会日臻于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旧兼新以尽臣才
汉文帝做代王时，与长安诸大臣并无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选中继承帝位，惊疑交加的汉文帝登位伊始，亲信从代地带来的宋昌、张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领南北军直接保证了京城与皇宫外围的安全，张武为郎中令则使宫殿内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为一代贤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国，最初的倚重并没有成为一种用人倾向，宋昌、张武后来没有成为权臣，而是各尽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随文帝从代地来的大臣外，不可忽视的势力是高祖刘邦的一批老臣。就当时的情势而论，陈平、周勃等高祖旧臣阅历多、资历长，身居要位，德高望重，为国家的稳定与前途计，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灌婴、张苍先后被文帝任用为相。后来，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和荐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军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记》载：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时以勇健材力见长的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为河东守，栾布为将军，陆贾出使南越再建功勋，召田叔咨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守，可见文帝对高祖刘邦旧臣都能量才任用，人尽其才。
但汉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贾谊为博士，第二年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由此开始，汉文帝或通过举贤良征辟，或直接咨询，或间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贾谊由博士一年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由太常掌故，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迁为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高第迁为中大夫;张释之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由于弹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冯唐因论将有味，文帝令他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文帝起用的这些人，其言行或职任对文帝朝政治、经济、边防、军事可谓有巨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是对汉文帝朝刑法罕用的总结，同时于其中，我们更可见到文帝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用人以旧兼新的特质。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稳定社会，致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人锐意革新，明镜高悬，文帝兼两者而参之，取于时可用者有条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
怀与安以置诸侯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风雨飘摇，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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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的研究主要围绕君主的（）而展开？
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的研究主要围绕君主的治国之道而展开。
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中央政治制度、地方政治制度和选官用官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历史的3大主线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人才选拔不断公正规范化。
中央集权脉络：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秦（郡县制）——西汉（推恩令、刺史制）——唐（节度使）——宋（收精兵、文官制）——元（行省制）——明清沿用（明废行中书省、设三司、厂卫制）。
君主专制脉络：西周（分封制）——秦（三公九卿制）——西汉（中外朝制）——魏晋南北朝（三长制）——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二府三司制）——元（中书省制）——明（废宰相、设内阁、司礼监）——清（南书房、军机处）。
选官用官制度脉络：西周（世卿世禄制）——秦（军功爵制）——汉（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隋（科举制）——唐至清沿用（唐武则天首创武举、殿试，明朝开始限定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采取八股取士）。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历朝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扩展资料：
1、分封制
（目的、对象、内容、作用）：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政权，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使周朝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到春秋战国时逐步崩溃，被郡县制取代，在以后的某些朝代仍保留。
2、郡县制
春秋战国时出现，秦朝在全国推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分封制，大大削弱了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我国地方行政制度上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郡县制在我国被长期沿用下来，影响十分深远。
3、郡国并行制
西汉初期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同时又有封国制。郡国并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具有分裂的危险。
4、蕃汉分治制
在辽境内，居住很多民族，汉族与契丹等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为此实行“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它的特点是民族分治，实质是阶级统治而非民族压迫，作用是促进了契丹的发展，加速契丹封建化进程，也推动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5、猛安谋克制
金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力量，阿骨打推行猛安谋克制，它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推进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
6、行省制
元朝是当时地域空前辽阔的封建国家，为了对各地实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政府建立了行省制度。它的确立，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体制上得以保障，是继秦朝郡县制后，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元朝的行省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明清沿用此制，一直保留到今天。
7、僧官制
明朝在西藏实行僧官制度，由于藏区人民信仰藏传佛教，明政府利用宗教来统治藏区人民，但规定各级僧官由朝廷任免，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
8、八旗制
八旗制度是明朝后期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创建的一种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由贵族控制，具有军事征伐、行政管理、组织生产三项职能，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管理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
八旗军为清朝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八旗军自身的腐败，其战斗力逐渐下降，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兴起的湘军、淮军，对其冲击很大，特别清朝编练“新军”的大规模进行，八旗军寿终正寝。
9、土司制
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元朝的统治办法，在那里实行土司制度，这些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的土司官，对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且可以世袭，拥有很大的权力，逐渐演变成一种割据势力。
汉文帝简介 文景之治简介
汉文帝简介 文景之治简介
刘桓，高祖第三子，母薄姬。前一九六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桓为代王。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一八0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
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二十三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文帝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
前一七八年和前一六八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一六
七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
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
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
，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
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
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汉文帝亦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秦代法律规定，罪人 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拿相 坐律」。
文帝即位初，于前一七九年颁「尽除收拿相坐律令」。 前一六七年，又将黥、劓、 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
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 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
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 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
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
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
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
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显著减轻。
孝文皇帝三年（前177）三月，文帝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朝廷设置有进善之旌，诽谤
之木（相传唐尧时，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树立旌旗和木牌，欲进善言者，立于旗下言之;有批
评朝政者，写在木牌上。），使治国的途径通畅，招来进谏的人。当今的法令中有诽谤朝廷
妖言惑众的罪状，这就使大臣们不敢尽情说真话，做皇上的也就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这又
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应当废除这样的法令。百姓中有人一起诅咒皇上，约定互相
隐瞒，后来又负约相互告发，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有其它不满的话，官吏又认为
是诽谤朝廷。这些实际上只是百姓无知而犯了死罪。上述做法我认为很不可取。从今以后，
再有犯此类罪的，一律不加审理，不予治罪。」
文帝废除诽谤有罪的法令。以德化民。天下富足。礼义兴盛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大，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
家之产也」，遂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
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后元六年（前159）天下干旱，有蝗灾。文帝施惠于民：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解除禁
止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法令，减少宫中所用的各种服饰、车马和狗等物，裁减朝廷官吏，开
仓济贫，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孝文帝自代国来到京城，即位了二十三年，可是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没一
样有所增加。只要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
台，召来工匠一算，造价要上百斤黄金。文帝就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
，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室，常常担心有辱于先帝，没有理由要建高台！」文帝平日所穿
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要求其衣裙不得拖地，所用的帏帐不准绣有
花纹，以此来表示敦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
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
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性。
汉使陆贾劝慰南越（今日广东）武帝赵佗取消帝制，世世为汉臣
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由
于对南越采取了不和好的政策，致使南越王赵佗一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役属闽越、西域，又
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茸祖坟，把赵佗的兄弟召来，使他们显贵，报之以德。尊宠赵氏昆弟
，并再度派陆贾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修好和善，于是赵伉去帝称号，归附汉王朝。
文帝初年，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进犯河南地，至
上郡杀略吏民，抢掠牲畜，丞相灌婴奉命率八万轻骑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
汉与匈奴相约和亲，匈奴却背约入侵劫掠，而文帝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
境内，不愿烦苦哪里的百姓。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亲自
出巡，视察边境军营，对治军严饬的细柳营，大加称赞，对防备松懈的霸上、棘门军营，
提出批评。
他还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的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将他们
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
，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为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文帝大力推进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
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
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提供
了物质保证。
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赐给他木几和手杖，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
之礼。群臣中如袁盎等人进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张武等大臣接受
别人的贿赂，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
，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文帝一心致力于以德化民，因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他对死，反映
了朴素的观点，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
哀！」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
。他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
宫殿中」，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至死不愿烦扰百姓： 汉阳陵地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
他留下遗诏：「我听说天下万物，终有一死。死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没有什么值得过份悲哀！当今的世人都喜欢活着而厌恶死亡，人死了还要厚葬，以致家产破尽，服丧重以致损害身体。我认为很不可取。
况且我生前没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什么帮助;今天我死了，又让人们加重服丧，长期哭悼，遭受严寒酷暑的折磨，使天下的父子为我悲哀，使天下的老幼的心灵受到损害，使天下百姓饮食不安，中断对鬼神的祭祀，从而加重了我的无德，我怎么向天下人交待啊！
我有幸得以保护宗庙，以我这渺小之身为一国之君，已二十余年。依靠的是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使得国内安宁，没有战乱。我不聪敏，时常担心行为有过错，导致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羞;岁月长久了，总是担心不能维持始终。
我侥幸能享尽天年，将被供奉在高庙里享受祭祀，我如此不贤明，却能有这样的好结果
，我认为就很好，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现在诏令全国官吏和百姓，诏令到达后，哭吊
三日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百姓娶妻、嫁女、 祭祀、饮酒、吃肉。参加丧事、服丧哭祭
的人，都不要赤脚。服丧的麻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动员民
间男女到宫殿来哭祭。宫中哭祭的人，只在早晚上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停止。
不是早晚哭祭的时间，不要哭泣。下葬以后，按丧服制度应服丧九个月的大功只服十五日
， 应服丧五个月的小功只服十四日，应服丧三个月的缌麻只服七日，期满就脱去丧服。
其它不在此令中的事宜，都参照此令办理。要把这道诏令通告天下，使天下人都明白的
知道我的心意。葬我的霸陵周围的山水要保留原样，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直至
少使，全都让他们回娘家。」
至此，在位二十三年，开创「文景之治」盛世的一代明君汉文帝离开了人世由儿子景帝继位 .
他在位期间，废除了禁止人们自由出入关隘的法令，使处处畅通无阻，边远地区也不例外 ;废除诽谤有罪的法令，取消肉刑，赏赐老人，收恤孤独之人，使百姓生活无忧;他减少各 种嗜好，不受贡品，不求一己之私利;不株连九族，不诛罚无罪之人;废除宫刑，放出后宫 夫人。
他仁厚、俭朴，处处为百姓着想，为后世所敬仰。
这在唐代诗人许浑《途经秦始皇墓 》诗中可见一斑：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至文帝时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稳
定政局的严重问题。济北王刘兴居首起叛心。他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
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接
着，淮南王刘长「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法制，也起而叛汉。后
淮南王死于流放途中。
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贾谊上《治安策》，同文帝痛陈天下形势，提出削弱诸侯王的「众
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稍微压
抑了诸侯王的叛心。但文帝对诸侯王的严重情况，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认为宗室亲亲，「
不忍」对诸侯王开刀。刘长死后，他又封其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对汉廷有「怨望」而多年「
称疾不朝」，早露反意的吴王刘濞，也赐其几杖，允许他可以不来朝请。这些措施的结果，
是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同时，他的一些随心所欲的口谕，也影响了社会经济
生活。侯人邓通因阿谄媚上，得到文帝赏识，一句话就把严道铜矿的开采权赏予了他。致使
他可以私铸钱币，形成「吴邓钱布天下」的局面，严重扰乱了货币制度。
前一五七年，文帝去世，终年四十六岁，葬霸陵。
《贞观君臣论治》全文翻译是什么？
贞观君臣论治(节选)： 1.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
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
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译：(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
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
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
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
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
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
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
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
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
胄奏：“据法应流。
”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
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译：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
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
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
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
”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
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
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译：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
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
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
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
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
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上曰：“善。
”译：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
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
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
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
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
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
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 唐太宗说：“说得对！”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
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
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
”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
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译：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
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
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
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
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
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朕则不然。
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
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译：(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
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
”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
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
朕则不是这样。
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
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
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
”对曰：“然。
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
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译;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
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
”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
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
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
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
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
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
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
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
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译：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
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
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
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这样的话，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
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如果确实（必，确实）有才能，就根据能力（器，才能）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
”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
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
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
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
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
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
”正碰上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上表坚决推辞，表的内容是：“诏令发布以来，感到孤单凄凉，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宗族（宗，宗族）和亲属（戚，亲戚）忧心忡忡（虞，忧患），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
追忆往昔，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因势利导，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
两汉废除王侯，设置郡守。
消除（蠲，免除）了过去（曩，从前）的弊端，这非常恰当（协，和谐，融洽）。
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
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或者触犯国法，自取灭亡。
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导致断绝的灾祸，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
恳请能收回成命（涣，离散），恩赐子孙们性命。
”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
”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共传永久。
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他还说：“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
”唐太宗说：“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
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
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庚子日，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
9.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呼?”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
”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上曰：“诚然。
”译：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任起居郎，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此指起居郎）笔录君主的言行，详细地（备，详细）记载君主的善与恶，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
”唐太宗说：“我有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
”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都会记载。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
”10.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征薨。
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译：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国公魏征去世（诸侯之死称为“薨”）。
唐太宗常常思念他（不已，不停），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人们用铜制作镜子，可以用来端正仪容。
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
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
”魏征离开人世（没，指死亡），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11.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
”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
”上曰：“不然。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
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
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
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
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呼？”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誉，盖谦谦之志耳。
”译：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唐太宗御驾翠微殿，问近侍的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
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大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我们无 法说清楚。
”唐太宗说：“你们的答案不正确（然，正确）。
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只在五个方面。
自古以来，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善，优点）一样高兴。
对优秀人才来说，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而使用他们的长处。
帝王（人主，帝王）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
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
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
我登基以来，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从来没有贬退斥责（黜，贬退）过他们。
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却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依，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种落，族）。
这五个方面，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
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担任过史官，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符合实际情况吗？”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胜，尽），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与，赞许），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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